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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

普陀山如何与佛教结缘 最终形成观音信仰道场

        普陀山与佛教结缘,并最终形成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观音信仰道场,那是唐、宋间的事情了。佛经记载,观世音是一位大慈大悲、法力不可思议的菩萨,于过去无量劫中已经成佛,号正法明如来,但他具有大悲愿力,为使众生获得安乐,故又重新现作菩萨,充当阿弥陀佛的胁侍之一,赞佐其教化众生,于怖畏之时能施无畏苦恼众生只要一心称念菩萨之名,是菩萨即闻声而来救助,使其去危解厄。许多佛经中都有关于观世音菩萨的记载,诸如《法华经》、《华严经》、《观无量寿经》、《观音三昧经》、《大悲心总持经》、《悲华经》、《观世音菩萨授记经》等等。随着诸如此类经典的译成汉文,有关观世音的崇拜和信仰也被逐渐介绍到中国来。据文献记载,在北方首先崇拜和信仰观世音的人是西凉国王沮渠蒙逊。《法华传记》说,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花经》中的普门品曾单独别行于河西一带,原因是河西王沮渠蒙逊归命正法,兼有疾患,在此弘法的中印僧人昙摩罗忏即说观世音此土有缘,乃命念诵,病苦即除,因此别传一品流传部外,是为《观音经》。在南方,至肖梁时观音信仰也已形成,史载梁武帝曾修观音忏法,救后妃死为巨蟒。可见,观世音崇拜和信仰早于东晋十六国时期便已在中国流行起来,但这时的信仰尚无专门的道场。

    隋唐两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这时,观世音信仰也有了新的发展。唐人避唐太宗讳,把观世音简称观音。至晚唐,普陀山历史揭开了它的新篇章。据传,大中年间(847—895),有梵僧至普陀山潮音洞前焚十指,得见观音大士现身说法,并授以七色宝石。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有关普陀山佛教的最早传说。

       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佛祖统纪》作唐大中十年),日本僧人慧锷礼五台山,得观音菩萨像,拟带回国供养,道经四明出海放详,舟过普陀山,搁礁不能动,锷及同行人望潮音洞而祷曰:若尊像于海东机缘未熟,请留此山。说完,舟即浮动,慧锷于是以观音像安置于洞侧张氏家,张氏最后舍宅为建观音院,俗称不肯去观音院。鄞人闻此,迎像还郡城置开元寺供养。未几,有无名僧以嘉木至开元寺仿此像而刻之,弥月而新像成,僧亦不知去向。后来,此新像被供奉于原不肯去观音院。古往今来,僧俗皆以日僧慧锷建观音院为普陀山观音信仰道场的肇始。不言而喻,不肯去观音院即此一道场的第一所寺院。

    宋元丰三年(1080),王舜封奉诏出使三韩(今朝鲜),途遇风涛,舟搁浅。据说这时有金色光现满月相,珠缨粲然,自普陀山潮音洞升起,舟复安然行驶。事毕归国,奏此瑞应于朝廷,宋神宗于是赐寺额曰宝陀。宝陀应是普陀补陀的谐音。按补陀洛迦山又称光明山、海岛山、小花树山,是佛经中所说的观音菩萨居住、说法处,位于印度南之海上,或说山在东洋,善财童子曾于东洋紫竹林参观世音。宋神宗所赐宝陀寺额无疑是采自补陀洛迦山的传说。后来,宝陀又演变成普陀,梅岑山之名终于被普陀山所取代。自此之后,海东诸国如朝鲜、日本、扶桑、阿黎、占城等数百国的雄商巨舶往往由此取道放洋;凡遇风波、寇盗,便望山归命,而终于获安。于是,普陀山观音菩萨的灵应越传越广,越传越神,普陀山作为观音信仰的专门道场也便如此这般地形成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道场的形成不仅与中国僧俗有关,而且也与国际上的僧俗有关。从这个角度看,普陀山观音道场不仅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国际性。它的形成,是和唐、宋海上交通的发达、国际贸易的发达、中外文化交流的发达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