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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

日本佛教

        日本佛教日本佛教(Japanese Buddhism)北传佛教之一。佛教传入日本,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
  
        初传时期 一般以日本钦明天皇13年(552年)百济的圣明王进献佛像、经论、幡盖和上表劝信佛法,为佛教传日之始。一说是继体天皇16年(522年),南梁司马达等来到大和,建立草堂,安置佛像礼拜,为日本知有佛教之始。不过,当时世人不知佛像为何物,视为异域之神未加崇奉。百济的佛像传入日本以后,在朝廷贵族之间,引起激烈的争论。天皇乃依请求将佛像交给大臣苏我宿祢稻目试行礼拜。稻目舍出向原的住宅安置佛像。后疫病流行,屡有死亡,大臣物部舆认为是国神的谴责,奏将佛像投于难波(今大阪)的堀江,并烧毁供佛的殿堂。苏我氏和物部氏之间的信仰之争,实际上反映了皇室和苏我氏为代表的主张接受大陆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与以物部氏和大伴氏为代表的贵族反对接受大陆政治文化的政治之争。
  
        圣德太子与佛教 佛教在日本流传后40年,为日本飞鸟时代的开始。圣德太子摄政,下诏传播佛教,贵族大臣竞造佛寺,从此佛教广传于日本。推古3年(594年)高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来到日本,说法于法兴寺。圣德太子奉慧慈为师,学习佛教。12年,圣德太子制定宪法17条,其第2条就是“笃敬三宝”。由于圣德太子的弘扬,日本佛教很快得到流传,据推古32年统计,时有寺46所,僧816人,尼569人。
  
        大化改新 圣德太子死后25年,日本发生了“大化改新”,即模仿中国唐代文物制度,进行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由于促进这个革新运动的中心人物,如被任命为国博士的高向玄理、僧旻等,都是入唐留学僧,故使佛教进入一个新时期。大化元年(645年)在百济大寺召集僧尼,颁布了兴隆佛教的诏书,首次任命十师,并设置法头检查全国各寺僧尼,对于僧尼脱籍的寺院,都施给土地,天皇还资助建造寺院。
        奈良时代(710~784年) 圣武天皇治世的天平年间,奈良佛教极盛,有五大寺。天平13年(741年),又敕建东大寺,并于诸国建国分寺,以东大寺为总国分寺,统辖国分寺。
        东大寺是圣武天皇发愿,良辨僧都奠基,行基菩萨劝化,天竺婆罗门僧菩提仙那导师完成的。他们被称为东大寺的四圣。所铸毗卢舍那佛,称为奈良大佛,是日本最大的佛像。中国唐代鉴真受请赴日传戒,天平宝字3年(759年)于奈良建立唐招提寺。天平宝字8年,又于奈良之西建立西大寺,与东大寺相对。于是有了奈良七大寺。
  
        南都六宗 在飞鸟时代至奈良时代之间,直接和间接从中国传入了六个佛教宗派或学派:即三论宗、法相宗、俱舍学派、成实学派、华严宗和律宗,称奈良六宗。后迁都平安(今京都),又被称为南都六宗。
        三论宗以高丽僧慧灌为初祖。慧灌僧入唐从嘉祥吉藏学三论,推古天皇33年(624年)赴日,把三论传入日本。慧灌门下,人材颇多,福亮为其高足。其弟子智藏入唐后回国进行讲学,为三论宗第二传。智藏弟子道慈亦入唐,广学经典,回国后传三论之学,为三论宗的第三传。成实学派在中国曾盛极一时,出了不少学者,但传到日本却未独立成宗,被称为三论宗的附宗。
        法相宗是道昭传入日本的。道昭在白雉4年(653年)随遣唐使入唐,受教于玄奘,与窥基同学,在唐7年,回国后住奈良元兴寺,并巡历各地,大弘法相唯识。文武天皇4年(700年)寂于元兴寺禅院,遗言火葬,为日本实行火葬之始。道昭之后,智通、智达亦入唐,从玄奘:窥基师徒学法相宗。不久,智凤、智鸾、智雄等,亦依敕入唐,从智周学唯识教义。以上三传,第一、二传合称为南寺传或元兴寺传,第三传称为北寺传或兴福寺传。时有行基者,曾受教于道昭学瑜伽和唯识;足迹遍及全国,广建寺院,架桥修路,周济贫民。天平17年(745年),受任为大僧正,日本大僧正之官自此始。此外还有玄昉,也曾入唐学法相18年,带回大量藏经,被称为法相宗的第四传。俱舍宗附属于法相宗。
        华严宗是因新罗僧审祥在日本开讲《华严经》而成立,故审祥被奉为华严宗初祖,以请他宣讲《华严经》的良辨僧正为第二祖。审祥初住大安寺,后任东大寺别当(住持),主持寺务和法务。其弟子相续,后受持此宗,并以东大寺为华严宗本山。审祥的老师是中国华严宗的第三祖法藏,所以他的法脉也间接传自中国。
        律宗是奈良六宗中最后传入的宗派。开始有兴福寺的荣睿与大安寺的普照,鉴于日本戒律不兴,入唐求律,并敦请鉴真东渡。鉴真曾5次航行失败,经过12年苦心精进,始到达日本,而荣睿则于途中病故。鉴真到日本后,先在东大寺佛殿前建筑戒坛,为天皇、皇后和皇太子等授菩萨戒,一时受戒的达400余人,继于寺内建戒坛院,为随从比丘依受戒羯磨(作法)重受新戒。后在唐招提寺终其一生。生前由其弟子所塑的遗像,至今犹存,为日本的国宝。
        此时期的日本佛教除从中国引进外,本身没有创新,但制度逐渐完备,从僧官的设置、僧位授与、僧侣的品行衣食住所,均有详细规定。佛教被作为镇护国家的要法,与政治关系密切,僧侣待遇优厚。寺院都建于城市,被称为“都市佛教”。但僧侣在朝廷的支持下,兼并土地,秽乱法门,出现了堕落的趋势。
  
        平安时代(784~1192年) 或称平安朝。这一时期,日本仍不断向唐朝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学习进步的工艺、美术和宗教等,通过遣唐使传入中国进步的文化。其时日本天台、真言二宗相继创立。唐贞元二十年(804年),最澄、空海奉敕随遣唐使藤原葛野磨到中国求法。回国后,最澄在比睿山创立日本天台宗,成为台密的创始人;空海在高野山创立日本真言宗,后被称为“平安二宗”。
    最澄、空海之后,密教大盛,主要流行于贵族之间,继他们入唐学密的,东密除空海之外,有常晓、圆行、慧运、宗睿;台密除最澄之外,有圆仁、圆珍。这八人被称为“入唐八家”。
        神佛习合与新宗派的产生 在平安时代,日本佛教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要使本国固有的神祇崇拜,与外来的崇拜佛、菩萨相融合,即所谓“神佛习合”思想。在佛寺的境内可以建神社,在神社的境内也可以建佛寺,神号与佛号一致。这种思想一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提出“神佛分离”之说后才结束。另一种是对教理深奥流传于贵族中的天台宗与真言宗等表示不满。引起净土思想渐次普及,以至后来产生了净土宗、真宗、禅宗、日莲宗等许多宗派。
  
       中国晚唐时期,禅宗极盛,然尚未正式传入日本。9世纪时,嵯峨帝皇后桔氏,笃信佛教,特别崇仰中国马祖道一法嗣盐官齐安的禅风,特派僧慧萼来华延请齐安。齐安推荐高足义空应请。义空率法弟道昉东渡,初住京都东寺。皇后时请入宫,询问禅要,后创建檀林寺,被请为开山,桔氏遂被称为檀林皇后。义空以当时日本天台、真言二宗正盛,不立文字的禅宗不易推行,居日数年,借故离日回国。其后慧萼再度入唐,于五台山请得观音圣像,唐大中十二年(858年),回国至普陀山洋面时,船不能进,因而上陆建寺,供奉观音,普陀山遂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此后,日本到中国有名高僧有 然、成寻、俊芿等。 然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入宋,为太宗召见,住太平兴国寺。后历访各地巨刹和当时名僧。雍熙四年(987年)回国,赍回宋版大藏经和旃檀释迦像(亦称旃檀瑞像)至今犹存于京都嵯峨清凉寺。成寻于熙宁五年(1072年)入宋,过长江时,曾受到金山寺宝觉务周的斋请。后于太平兴国寺与日称、天吉祥等参加译经,赐号“善慧大师”。元丰四年(1081年)示寂于开宝寺,敕葬天台山。著有《参天台五台山记》、《观心论注》等。俊芿于元丰元年入宋,历游两浙名刹。就四明景福寺了弘学戒律、松江超果寺宗印学天台教义。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赍律部书327卷、天台章疏716卷、华严章疏175卷及其他杂书共2000余卷回国。后为京都泉涌寺开山,真言律宗之祖。
这一时期的日本佛教,因受盛唐的影响,多在名山建立寺院,开创了日本的“山岳佛教”。与政治的联系也不如前代那样密切,可以说从政教合一转变为政教并立。佛教的任务是祈祷国家平安。以后的日本佛教派别,不再单纯是中国的佛教。最澄的天台宗已是台、密、禅、律的“四宗合一”、“圆密一致”。空海的《十住心论》对佛教本身来说是一种发展。
        镰仓时代至安土桃山时代(1192~1603年) 这一时期历经南北朝时代(1333~1392年)、室町时代(1392~1573年),直至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为止,除前代各宗延续外,又建立了净土宗和禅宗,还产生了日本特有的净土真宗、时宗及日莲宗等派别。
  
        净土系宗派的勃兴 净土思想早已传入日本,但净土宗却是源空依中国唐代善导的《观无量寿佛经疏》深信弥陀本愿理论而创立。源空应藤原兼实之请,撰《选择本愿念佛集》,标榜“偏依善导”,专修念佛,建立净土宗。他门下有圣光的镇西派、证空的西山派、隆宽的长乐寺派、觉明的九品寺派和幸西的一念义派,合称为净土五流。此外属于净土系的还有融通念佛宗和时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十三宗中之二宗。
        自净土宗分出的还有以亲鸾为宗祖的净土真宗,亦称“真宗”、“一向宗”。亲鸾撰《教行信证文类》6卷,作为创立净土真宗的根本圣典。真宗以净土三部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为依据,崇奉印度的龙树、世亲以及中国的昙鸾、道绰、善导和日本的源信、源空七位高僧,称为三国七祖。亲鸾寂灭后,其幼女觉信尼与亲鸾之孙如信和散在各地的弟子相谋,于京都东山大谷亲鸾墓旁建立佛阁,奉置亲鸾的影像,为本愿寺的起源。本愿寺的住持,顺序血脉相传。到第11代以后,分为东、西两派,加上兴正寺派、佛光寺派、锦织寺派、毫摄寺派、专照寺派、证诚寺派、诚照寺派等,即为现在真宗的10派。1948年北海道还成立有真宗北本愿寺派等。目前真宗系共计有22个教团。
  
        荣西与道元 中国禅宗早由道昭、道睿、义空等传入日本,然未独立成为宗派。后睿山的觉阿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到中国,从杭州灵隐寺佛海禅师慧远受临济宗杨岐派法脉,四年后回国,是日本有临济禅之始。及荣西自宋回国,才开创日本临济宗。
        荣西于乾道四年(1168年)四月到中国,登天台山巡礼圣迹。同年九月,携带天台章疏30余部回国。淳熙十四年(1187年)再度入宋,受传佛心宗,时怀敞住持天童寺,又亲侍左右,遂嗣其法,传临济正宗法脉。绍熙二年(1191年)回国,初于博多津开圣福寺,盛倡临济禅法。日建仁2年(1202年),源赖家于京都建立建仁寺,请他为开山。他为提倡禅宗,著有《兴禅护国论》3卷。后应源实朝之请,赴镰仓创立寿福寺,开始传禅法于关东,为日本临济宗的开祖。中国宋代禅宗盛行,日本僧人入宋求法和中国禅僧前往日本传禅的,络绎不绝。古来日本称禅宗为24派。其中3派属于曹洞,21派属于临济。荣西灭后25年,圆尔辨圆入宋,于浙江径山,得受无准师范禅法。五年后,兰溪道隆赴日,大倡教外之旨于镰仓,北条时赖将军大喜,创立建长寺,请为开山。弘安元年(1278年)入寂。门下有24人,最有名的是南浦绍明。他入宋回国后,应北条贞时之请,继主镰仓建长寺。其后传禅的,还有车明葱日、东陵永玙、兀庵普宁、子元祖元、一山一宁、清拙正澄、大休正念等有名禅僧。
        荣西灭后,日本禅宗逐渐得势,但多属临济宗派。及道元入宋归国,于嘉祯2年(1236年)在山城京都极乐寺旧址,开堂讲法,设立僧堂,赐寺额为兴圣宝林禅寺,是日本有曹洞宗之始。
        道元24岁时入宋。时曹洞宗如净禅师主天童寺,道元从学三年,嗣其法,为洞山第14世正统。南宋绍定元年(1228年)回国,初寓京都建仁寺,宽元2年(1244年),波多野义重于越前(今福井县)建大佛寺,被请为开山,这就是现在曹洞宗的大本山永平寺,道元遂成为日本曹洞宗的开祖。曹洞宗的信徒多为地方农民,临济宗的多为将军武士,故日本向有“曹洞土民,临济将军”的俗谚。
        五山文学与茶道花道 禅宗自镰仓时代传入日本后,经吉野时代(亦称南北朝)至室町时代的200余年间,由于朝野崇奉,不断得到发展。临济宗14派的本山,几乎都在京都和镰仓。当时模仿中国宋代禅宗五山十刹制度的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的僧侣,致力于诗文的研究,形成了所谓五山文学。其后日本遣明的正副使节,多数为五山僧侣所担任。其中知名的有了庵桂悟和策彦周良等。此时禅宗的思想、文学、美术、风俗、习惯等,对日本国民生活的影响很大。如茶道、花道、香道与书道等,均随禅宗的发展而流行。
        独立发展的日莲宗 该宗以创宗者日莲的名字命名,与中国佛教无直接关系。日莲认为只有《妙法莲华经》是正法。建长5年(1253年),归乡访亲,4月28日登清澄山,向着海上初升的红日,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10遍,为日莲宗创立之始。为了宣扬自己的新教义,他对其他宗派进行了剧烈的批驳,因此三度被流配。其教化方法有所谓“折伏”(恶逆的教化)和“摄受”(顺信的教化)两种。灭后由其门下的日昭、日朗、日兴、日向、日顶、日持等六老僧葬其遗骸于身延山,建久远寺,即今日莲宗的总本山。著作有《守护国家论》、《立正安国论》等300余种。后来日莲的弟子各分成许多派别。近代日本新兴宗教的几十个教团,有70%属于日莲系。
        这一时期,各派都采取否定现实的态度,厌恶秽土,欣求净土或耽于禅,教义和规则都较简单,具有“平民化”的特点。这些新派别还与日本15~16世纪的农民起义有关系。如1488年加贺国(今石川县)地区爆发的真宗农民起义、1563年参州一向宗起义、1570年伊势长岛真宗僧徒起义等。而加贺国地区的真宗农民起义的胜利,使其后百年间加贺国的管理权掌握在真宗教徒手中,由农村上层、僧侣和农民代表组成领导机构。末期,由于儒学影响的扩大,佛教的影响逐渐缩小。
  
        德川时代(1603~1867年)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代了佛教,成为德川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佛教的影响进一步缩小。当时京都佛教虽趋衰落,但关东地区(指箱根以东的关东八州,即今东京横滨地方)的佛教渐盛。德川幕府一方面采取锁国政策,同时订立各方面的制度。对于佛教,自寺院的等级,僧阶的高下,乃至僧侣的法服等,都有一定的规制。先定皇室的佛教制度,明示“门迹”、“院家”以下的级别。门迹有“宫门迹”、“摄家门迹”及“准门迹”之别,订立晋级的法规,禁止僧位、僧官的滥授。划定区域,一寺一山皆令有所隶属。以总本山辖大本山,以大本山统摄其所属各寺。 如净土宗以东京增上寺为本山统辖关东诸寺;天台宗以日光门主统辖一宗;真宗东、西两派的别院各设“轮番”(别院轮流住职之称)等。这些制度小自一寺、大至一宗一派,其实遵守的法规,修行的阶段,僧阶的晋级,法衣的等差等,完全具备,一直维持到明治维新以前。

        日本禅宗自镰仓时代以来,由临济与曹洞两宗平分天下。到了德川时代,由于锁国政策,只留长崎一港与外国通商。当时中日贸易商舶往来频繁。居住在长崎的华侨,先后开创了分紫山福济寺(漳州寺)、东明山兴福寺(南京寺)和圣寿山崇福寺(福州寺),即所谓三唐寺。三唐寺的住持,均从中国请去。最初有明僧真圆、觉海、超然、逸然等。后有福州黄檗山万福寺,在临济、曹洞之外,另立黄檗一宗,成为日本禅宗三派之一。
  
        明治维新后 日本兴起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提出王政复古、“神佛分离”和“废佛毁释”。首先命令门迹亲王复饰(还俗),废止宫廷的佛教仪式,排除神社内的佛像,废止供于神前的佛具,禁止僧侣参加神道仪式,禁止“神佛混淆”,颁布所谓“神佛判然”的法令。从而日本各地发生了烧弃佛像佛画、破坏寺庙堂塔、命令僧尼还俗、把寺院改作医院和学校等事件。明治5年4月25日,新政府以太政官布告,许可僧侣带妻食肉和蓄发,同时又命僧侣于法名上加姓,于是某些寺院的僧侣便公开娶妻食肉。佛教僧徒为适应新的形势,兴办各种社会事业,派遣僧侣出国考察和留学,创办学校,培植人材,并开始向国外传播佛教及从事监狱的教化等。明治22年,日本政府颁布宪法,允许信教自由,各宗竞相兴办大学或专门学校,出版了不少佛教著作,同时于各大学设佛教讲座,一时佛教虽有复苏的迹象,但总的趋势是影响越来越小。自明治维新以后的60年间,日本的佛教形成了13宗56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945年12月15日占领军颁发了《神道指令》,日本开始实行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离。原由国家颁布的《宗教团体法》于同年12月18日撤销,同时公布了《宗教法人令》。过去依据《宗教团体法》,曾把原有的佛教13宗56派,统合为13宗28派。在《宗教法人令》公布后,又各分派独立,成为270个教团。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隶属和脱离所属的宗派是被允许的,从而使寺院之间的隶属关系松弛。
        战后新兴宗教有显著发展。据统计,日本大约每20人中即有一人参加新兴教团,其中70%属于日莲系。主要有: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妙智会、灵友会、佛所护念会、日本山妙法寺大僧伽、念法真教、孝道教团、解脱会、真如苑等。此中除天台系的念法真教、孝道教团和真言系的解脱会外,其余创价学会等均属于日莲系。这些新兴教团,多与政治活动发生联系。
        新兴教团开始产生于战前,战后依《宗教法人令》而被公认。由于传统佛教考虑的主要是生死大事,对于现实问题不很关心。新兴教团所关心的不是死后,而是要实现天国于地上。如创价学会就主张把“真善美”,改为“利善美”,换“真”为“利”,追求地上幸福的实现。这种思想比较适合时代潮流和日本国内形势,故新兴教团不断得到发展。到目前为止,佛教仍是日本的主要宗教,现在日本各地有佛教各宗宗立男女大学20余所。还有许多学会、研究团体,专门从事佛教的研究。各宗还派遣传教师到欧美各国建立别院,进行佛教宣传。
  
        日莲(Nichiren 1222~1282年) 日本佛教日莲宗创始人。俗姓贯名,幼名善日。祖籍远江国(今静冈县),生于安房国(今千叶县)小凑。幼年于本县清澄山寺从道善落发,名莲长,后改名日莲。初学真言宗,后游镰仓,偶逢延历寺尊海,结伴登比睿山,从诸学匠习天台教义十余年。又巡游大和(今奈良)、纪伊(今和歌山)等地寺院,结识了禅宗名僧辨圆、道元等。认为“末法”时代,唯有《妙法莲华经》是诸经中最胜之经,是与时机相应之法。1253年归乡访亲,登清澄山面对旭日,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10遍,后世遂以此日为日莲宗开宗之日。旋于清澄山寺大开法席,依《法华经》反对净、禅、密、律诸宗。提出四句格言:“念佛进无间地狱,禅宗是天魔,真言宗导致亡国,律宗是国贼。”引起各宗的反对,为其师道善和邑主东条景信所怒逐;遂逃传镰仓结草庵,日夜诵读《法华经》,并时到街头高唱《法华经》题目,赞其功德,向来往男女传教。1260年,将所著《立正安国论》上之幕府,以立正为因,安国为果,立正就是信仰《法华经》,要求禁止净、禅诸宗,专奉法华信仰,大触北条时赖之怒,以诳惑罪发配到伊豆(在今静冈)之东。两年后被赦回镰仓,仍骂诸宗如故。后又被幕府逮捕,发配佐渡(在今新潟)。他在此为诸弟子撰《开目钞》、《观心本尊钞》等,阐明宗义,采取阐述“摄受门”的态度。三年后被赦回镰仓。不久至甲斐(今山梨)身延山建草庵,为弘布《法华经》道场,即今莲宗总本山的身延山久远寺。寂后大正天皇追谥立正大师号。著作尚有《守护国家论》、《教机时国钞》等。
  
        荣西 (Eisai 1141~1215年) 日本佛教临济宗创始人。俗姓贺阳,号明庵。备中国(今冈山县)吉备郡人。幼年从父学佛,14岁在本郡安养寺从静心落发,旋登比睿山受大乘戒。19岁于比睿山就有辩学天台教义,又到佰耆(今岛取)的大山从基好学密教。后又还比睿山精读藏经。1168年到中国求法,先到明州(今浙江宁波)访广慧寺,继往天台山巡礼圣迹,得天台章疏等30余部回国。1187年再次入宋,原拟去天竺(印度)巡礼佛迹,未获当地知府许可,即上天台山谒万年寺虚庵怀敞,后随虚庵至宁波天童寺,继承临济正宗的法脉。在天台山时曾舍衣钵之资,修理智者大师塔院,到天童寺又赞助重修千佛阁工程,1191年回国。1196年于博多建圣福寺,弘扬临济禅风,为日本禅寺之始。1202年将军源赖家于京都创建仁寺,请荣西为开山,遭到南都和北岭诸宗反对,乃作《兴禅护国论》3卷,驳斥诸宗的谤难,名声大振。翌年,建仁寺设立真言院和止观院,作为传播天台、真言、禅三宗的基地。后应将军源实朝之请,至镰仓创寿福寺,初传禅宗于关东。他融合天台、真言、禅三宗,形成日本临济宗。著作还有《喫茶养生记》、《出家大纲》等。 (林子青)
        《入唐求法巡礼记》 佛教史传。日本天台宗三祖圆仁著。略称《入唐巡礼记》、《巡礼记》、《五台山巡礼记》、《巡礼行记》、《求法行记》、《入唐记》等。为圆仁入唐求法9年(838~847年)中的日记,分4卷,详述其亲历唐文宗、武宗、宣宗三代,地涉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七省的见闻。记述内容涉及日本遣唐使的组织;入唐使船的构造;中国大陆沿海的地理;唐时新罗人的通商;唐代都市和地方的行政、交通、习俗、年中行事;五台山、长安的佛教;会昌禁佛的经过;节度使的反叛等。不仅对研究唐代佛教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也是研究中日交往以及唐代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交通、地理、民俗、书志、语言,以及艺术、音乐、历学的重要资料。本书还记述了一些未见于正史的史料,如武宗对宦官的见解、翦除宦官的计划及其失败的经过;会昌二年(842年)十月九日所记武宗对僧人所下的还俗敕令等。本书抄本自明治(1868~1912年)中叶发现后,遂为史家所重视,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并称为世界三大旅行记。
        该书作者亲笔原文已佚。日本明治中叶,三上参次等调查京都东寺观智院文书,发现正应4年(1291年)沙门兼胤所书写的古抄本,后被指定为国宝,并以活字印刷收入《续续群书类聚》、《大日本佛教全书》。继出的有东洋文库本。另有信浓津金寺长海大僧都于文化2年(1805年)据睿山饭室谷松禅院本书写的异抄本,大正3年(1914年)作为《四明余霞》的附录本刊行。
        美国研究日本的学者赖肖尔,于1955年用英语翻译并注释了本书,题为《圆仁日记——一个到中国求法朝圣者的记录》,第一次向西方学术界作了介绍。继之又出版《圆仁唐代中国之旅》。日本有小野胜年《入唐求法巡礼记之研究》4卷,足立喜六译注、盐入良道补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