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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

魏地佛教

        曹魏之初,曹操曾对佛教和其他神仙方术、鬼神祭祀加以禁止,但民间的佛教信仰并未绝迹。文帝曹丕继位后,重又开通了与西域的交通,焉夷、于阗、鄯善、龟兹诸国都遣使来魏入贡,佛教僧人也先后来魏译经传教。

        曹魏的佛教中心在洛阳,著名的译经僧人有昙柯迦罗、康僧铠、昙帝和白延等人。

        昙柯迦罗(法时),中天竺人,曹魏嘉平(249-254)年间来到洛阳,他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最早传来佛教戒律,在此之前,中土虽有出家僧人,但只是剃了头了事,并没有受戒之事,也无戒可守,所行斋会、拜忏等佛事,也只是模仿传统的黄老之教的祭祀方法。昙柯迦罗来华后,译出律典《僧祇戒心》一卷,此经是从大众部戒律中选出的一部分,他作这样的节选,是为了避免原律典中的繁杂,只译出朝夕须守的基本戒律,以适应中国佛教的初始状况。他还从西域请来精通戒律的僧人,创立授戒之法,中国佛教一般认为,这是中土戒律之始,后来的律宗还把昙柯迦罗推为初祖。

        康僧铠,可能是康居国人,也在嘉平年间到达洛阳,译出《郁伽长者经》一卷和《无量寿经》二卷。前者也是律典,讲在家居士所守的戒律,因而也叫《在家出家菩萨戒经》。后者则是宣传西方净土信仰,为后来的净土宗的重要经典,净土三大部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昙帝(又作昙无谛或昙谛),安息国人,善律学,于曹魏正元(254-255)年间来到洛阳,据说他曾译出法藏部律典《昙无德羯磨》一卷,不过道安认为,在后秦之前,并没有僧家受戒之事(见其《比丘大戒序》,《出三藏记集》卷十一),因此他在《众经目录》中也没有收入康僧铠和昙帝所译的律典。

        白延,据《出三藏记集》载,不知为哪国人,曹魏正始(240-248)末年,他重译《首楞严经》,又译《须赖经》及《除灾患经》。在《高僧传》中的《昙柯迦罗传》中,附有帛延之传,白延与帛延可能是同一个人。

        魏地佛教中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朱士行的西行求法活动,他开启了中国佛教僧人的西行求法运动的端绪。朱士行西行的目的,是要求取般若学的原典,因为在流行的《道行经》中,有许多地方令人难以理解,于是他有西行求法之举。

        朱士行,生卒年不详,颍川(治所在今河南省禹县)人,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通过受戒而正式出家的僧人,严佛调的出家,没有受戒。曹魏佛教流行以《道行经》为核心的般若学,这部经典,译文质直简约,有些地方很难理解,朱士行讲说此经时,也经常有难以讲清楚的地方,所以他感叹道,“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 (《朱士行传》,《高僧传》卷四)。他立志西行求得般若真义。

        甘露五年(260),朱士行开始西行之举,他从雍州(治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出发,渡过沙漠,到达于阗。当时于阗流行大乘佛教,朱士行在此抄取了九十品的《般若经》梵本,但如何将经文送回国内,还遇到不少困难,最后于西晋太康三年(282)请弟子弗如檀等十人护送回洛阳。此经后来由竺叔兰和无罗叉两人于西晋元康元年(291)译出,以首品《放光品》为经名,而称《放光般若经》,共二十卷,相当于后来玄奘所译的《大般若经》十六会中的第二会。这个译本出来后,直到罗什译出此经的同本异译《摩诃般若经》之前,一直很流行,学界都以此经为般若学的正宗,而冷落了《道行经》,不知《道行经》和《放光经》乃是同一部《般若经》中不同的两会。不过《放光经》中分析的空观,要比支译《道行经》更加准确,概念也更清晰,其中把空进一步分析为十四空,并明确地提出“自性空”的概念,也有了真谛和俗谛的区别。

        朱士行自己最后以八十俗龄终了在于阗,为求法而客死异国他乡。在后来的佛教史上,有假托朱士行求法的故事出现,由此也可知朱士行求法创举之影响。

        曹魏佛教中,还有梵呗出现的传说。梵呗是以歌唱性、音乐性的方式来讽颂佛经中的偈颂,这把诵经和音乐结合起来了,可以进一步强化对佛经的理解和记忆,被称为“法乐”。首创梵呗的被认为是曹植,所创梵呗称作“鱼呗”,传说是他在鱼山(在今山东省东阿县西北)听到空中梵呗而模仿成的。但曹植本人是反对方士的,佛教也被视作与方士之术无异的一种,所以他制作梵呗之说,并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