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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

南方社会的佛教信仰

       西晋末年,北方战乱,许多僧人纷纷避乱江南,东晋佛教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东晋佛教首先得到了皇室的支持,据法琳《辩正论》载,东晋元帝、明帝、成帝、孝文帝、哀帝、简文帝、孝武帝、安帝等都奉佛,都扶持佛教的发展,他们造寺、度僧、设斋,并鼓励译经、讲学、造像。诸帝中真正推崇佛法者,当自明帝开始,习凿齿曾讲,明帝“始钦道法,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与释道安书》,《弘明集》卷十二)。孝文帝和僧人于法开的关系很好,于法开善医术,孝文帝有疾,要请于法开诊视。哀帝则常请于法开讲经说法,对他也很尊重。哀帝又请僧人竺道潜入宫讲《大品般若经》,请支道林讲《道行般若经》,不过哀帝本人则是信奉黄老的,但他并不排斥佛教,简文帝虽然崇尚道教的清虚玄言,但他对佛教也很宽容,他很敬重竺法汰,请他讲《放光般若》,开题那天,他亲临讲场听法。东晋诸帝中真正信奉佛法的,当推孝武帝,《晋书》记载,“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孝武帝》,《晋书》卷九)。奉佛的时间是太元六年(381)。孝武帝对于佛教可以说是佞佛了,所以大臣王雅、许荣等人要劝谏他,但他仍是不接受。恭帝也是深信佛教的,他曾下令铸造佛像,“造丈六金像,亲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许里”(《恭帝传》,《晋书》卷十)。

        东晋官员中,也弥漫着崇佛的风气,如丞相王导、中书令庾亮、尚书左仆射周、御使中丞周嵩、尚书左仆射谢琨、尚书令何亮、五州都督殷浩、宰相谢安等人都与佛教有关涉。在知识分子中,崇佛也成为时尚,书法家王羲之、书画家顾恺之、工书画文章的戴逵等人都好佛,其余如王濛、谢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谧、郭文、谢敷、许洵、范汪、孙绰、张玄等人,“并禀志归依,厝心崇敬”(《慧严传》,《高僧传》卷七)。

        知识分子的奉佛,又以孙绰和郗超最为著名。孙绰是东晋有名的文学家之一,精通玄学、儒学和佛学,与名僧支道林交往很深。他著有《喻道论》,主张儒释调和,“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耳。……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喻道论》,《弘明集》卷三)。郗超也为支道林所推重,他作《奉法要》,简明而又通俗地介绍了佛教的基本内容,其中包含了三归依、五戒十善之法、修斋法、三界五道论、五阴论、四非常、六度、报应论等内容,他也主张儒佛调和。

        东晋时期民众的佛教信仰更为兴盛,虽然总的僧众数无从查考,据法琳《辩正论》载,明帝在建业一地就度僧千人,从中可见一斑。由于僧人的增加,为了便于管理,遂出现了佛教僧团组织,著名的僧团与道安和慧远有关。值得一提的是,东晋出现了尼众僧团,尼僧们有自己的寺院,活动十分活跃,这标志着佛教信仰已经深入到妇女阶层中去了。据宝唱的《比丘尼传》载,中土第一个出家的尼僧为西晋时的净检,而东晋时代北方著名的尼僧有安令首(后赵)、智贤(前秦)等人,南方著名的尼僧有妙相、明感、昙备、惠湛、僧基、妙音、道仪等人(见《比丘尼传》卷一),这些名尼有很多都受到王公大臣的厚遇,尚书令何充为明感等十人专门立尼寺建福寺,褚皇后为僧基立延兴寺。以明感为首的僧团只有十来人,而以僧基为首的僧团则多达上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