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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

慧远及其佛学

       慧远是东晋继道安之后的又一个义学高僧和佛教僧团领袖,他在庐山探讨中国佛教的发展之路,使庐山成为与长安齐名的东晋佛学中心。

        慧远(334-416),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省代县)人,他生于仕宦家庭,十二岁时随舅舅令狐氏到河南的许昌、洛阳一带学习儒家经典,又习老庄。二十一岁时,他曾想渡江南下投奔名儒范宣,但时值石虎死,中原战乱不止,而未能成行,后来听说道安在太行恒山造寺传教,他就北上投奔道安。在道安门下,他听道安讲《般若经》后,豁然开悟,再反观儒道诸教,都不过糟粕而已。自此随道安习佛长达三十年之久,其间也跟随道安避难各地,深得道安赞许,道安曾说:“使道流中国,其在远乎!”(《慧远传》,《高僧传》卷六)

        太元四年(379),前秦攻打襄阳,道安弟二次分张徒众时,遣慧远南下,慧远先在荆州上明寺小住,拟往广东罗浮山,途经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时,他应邀前往庐山,发现此山很清净,可以息心修道,便留住庐山,从此以后,“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同上)。

        在庐山的三十多年中,慧远建立了庐山僧团,同时注重联络各方人士,前来投奔慧远的人中,有刘遗民、雷次宗、周续之、毕颖之、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著名居士。慧远的交往圈中,有王公贵族、文人名士、甚至皇帝,贵族如桓伊(江州的地方官)、桓玄(袭南郡公爵位,一度曾废晋自立为楚)等人,文人如谢灵运等人,慧远所交往的皇帝就是后秦姚兴、晋安帝诸帝了,姚兴常致书慧远,给慧远提供物质资助,长安的鸠摩罗什把《大智度论》一译出,姚兴马上送给慧远,并请慧远作序。晋安帝也曾遣使向慧远问疾。慧远和罗什也有笔谈,两人书信往来,探讨般若大义,慧远曾在一封信中提出十八个问题,向罗什请教。

        慧远也主持过译事。南方佛教中,禅典和律典都缺,慧远有感于此,曾派弟子法净、法领等人西行求经,带回不少梵本。慧远又请来译僧翻译这些经典,请佛陀跋陀罗译出《达磨多罗禅经》,促使禅学在南方流行,请僧伽提婆译出小乘毗昙学经典《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至于律典,庐山虽然没有译介,但在长安,《十诵律》因故只译出三分之二,后来精于此律的昙摩流支来华,是慧远遣弟子昙邕写信请昙摩流支译出剩下的部分,所以《十诵律》的完备,慧远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律也得以在南方流传。

        慧远参与了佛法与名教关系的大讨论,辅佐成帝的庾冰主张,沙门应该“敬王”,向国王行礼致敬,而尚书令何充等人则认为不应敬王,一时争执不下。后来篡位自立的桓玄重新引发这一争论,他本人是主张沙门应敬王的,他写信给慧远说,“沙门不敬王者,既是情所未了,于理又是所未谕”(《桓玄书与远法师》,《弘明集》卷十二)。慧远主张,沙门不应敬王,他写了一篇《沙门不敬王者论》,认为出家人是方外之宾,不必遵守在家俗士所守之礼,无须礼敬王者。慧远本人也是为样做的,当年桓玄攻打殷仲堪时,途经庐山,要慧远出庐山虎溪界来迎接,但慧远称疾不出,桓玄只得亲自入山。

        慧远提倡弥陀净土信仰,他曾在元兴元年(402)率刘遗民等一百二十三人在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愿生西方净土世界,并令刘遗民写下发愿文,文云:“胥命整衿法堂,等施一心,亭怀幽致,誓兹同人,同游绝域。”(《慧远传》,《高僧传》卷六)这被净土宗视作弥陀净土信仰的开端,慧远也被推为净土宗初祖。

        慧远的佛学思想是多层次的,他重视小乘毗昙学,注重禅修和净土信仰,但他本质上是一个般若学僧人,他的般若学,同道安一样,属于“本无宗”一类,不过他对道安的“本无”有所发挥,提出了以“法性”为万法之本的思想。他写了一篇《法性论》,主张“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同上)。作为本体之法性的本质特征是不变性,认识论上讲的体悟,就是以这种不变之性为对象。他又以“无”来规范这个法性,“无性之性,谓之法性。法性无性,因缘以之生”(《大智论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十)。这是以“本无”来论法性,而诸法本无的原因,在于因缘,诸法缘起性空,“生缘无自相,虽有而常无”(同上)。有而常无,乃是性空假有。

        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慧远提出了“形尽神不灭论”。法性在人自身,体现为决定形体的神识或灵魂,它的特性表现为,“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沙门不敬王者论》,《弘明集》卷五)。这种无生无灭、无名无穷的精神本体与具有生灭变化的具体现象(比如肉体)之间的关系,犹如火与薪的关系,柴薪可以烧尽,而火是永恒的,“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同上)。

        这种灵魂不灭论,为佛教的因果报应论提供了理论依据,慧远据此进一步讨论了三报论,他把报应区分为现报、生报、后报三种。现报是此生造业,此生受报,是现世报应;生报是此生造业,来生受报;后报是此生造业,而要到后二世、三世,乃至百千世才能受报。造业受报的主体就是这不灭的灵魂。

        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涅槃的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未有泥洹常住之说,但言寿命长远而已”(《慧远传》)。而慧远已自觉地意识到佛作为最高的存在,作为本体之“至极”,应该是“无变”、“无穷”的,没有生灭变化,永恒常住。他在给罗什的信中,特别请教了“法身”问题,他把法身与法性、涅槃都看作是同一个概念,都是真实的存在,这一点是与罗什有分歧的,罗什主张,既然一切皆空,所谓法身也是空的。他严格按照印度佛教的原理来解释,而慧远则以其中国文化的背景来进行独特的思考。

        东晋义熙十二年(416),慧远在庐山去世,他留下的著作,据《高僧传》记载,有论、序、铭、赞、诗、书等,曾集为十卷,五十多篇,现多佚失,所存的作品中,较重要的有《沙门不敬王者论》、《明报应论》、《三报论》等,以及一些序文和书信。他的弟子有一百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