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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

南方的译经

        南方佛教中主要以译经为务的译经僧,著名者有僧伽提婆和佛陀跋陀罗等人。僧伽提婆(众天),罽宾国人,精通佛教三藏,尤其长于《阿毗昙心论》,他在苻秦建元(365-384)年间来到中土长安,曾在道安的译场参予译经,应法和之邀参加《阿毗昙八犍度论》三十卷的翻译。当时在道安的译场内译经的僧伽跋澄、昙摩难提等人所译的作品,译文质量并不是很高的,“义旨句味,往往不尽”(《僧伽提婆传》,《高僧传》卷一)。道安死后,也无人能加经校改。僧伽提婆与法和两人在道安死后就离开长安来到洛阳,在洛阳的四、五年中,僧伽提婆的汉语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检校这些译经,也发现“先所出经,多有乖失”(同上)。法和就请他重译。当姚兴称王时,法和又回长安去了,僧伽提婆则渡江南下,受庐山慧远之请,投在慧远会下,译出《阿毗昙心论》四卷和《三法度论》二卷,《教授比丘尼法》一卷也译于庐山。

        隆安元年(397),僧伽提婆来到京师建康,受到王公名士的崇敬,卫军东亭侯王请他住在自己建造的精舍内讲《阿毗昙》,同年冬天,又请他重译《中阿含经》六十卷和《增一阿含经》五十一卷,于次年春译完。

        僧伽提婆在华,于长安、洛阳、庐山、建康四地译经讲经,他对中国佛教的毗昙学有所贡献,他重译的两种《阿含经》也流传于世,向人们提供了印度早期佛教的详尽资料。

        佛陀跋陀罗(觉贤,359-429),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人,他是释迦族甘露饭王的苗裔,祖父因经商而定居于北天竺,但是他三岁丧父,五岁丧母,由其舅舅收养,他叔叔鸠婆利发现他非常聪明,兼以同情他是孤儿,便让他出家当沙弥,到十七岁时,他在诵经方面已有超常的表现,受具足戒后,他更是精勤修业,博学群经,于众经多有通达。

        佛陀跋陀罗在天竺和罽宾国以禅、律方面的修养而著称,他的禅学老师为佛大先。他在罽宾国时遇到中国僧人智严,智严知道他的大名,请他到中国去弘扬禅法,他自己也有这个愿望,于是裹粮东行。他的来华之路走得很艰难,僧传中对他的来华路线记得不够明确,大致是在西域六国跋涉三载,但是遇到积雪之山挡住去路,于是改从海路走,到印度或其他国家的沿海,乘船泛海,到达交趾,又继续北上,到山东青州上岸。他听说鸠摩罗什在长安弘法,立刻决定奔长安而去,当初罗什随母亲在罽宾学法,对于罗什的名声,他当是有所闻的。

        罗什对于佛陀跋陀罗的到来,是十分高兴的,但不久就出现了分歧,佛陀跋陀罗曾说,罗什对于佛法的见解,不过如此,“不出人意”,没有超出常人之处,为何名声这么大?罗什对此,只是称,大概是我年纪大了。佛陀跋陀罗注重禅修,他本人也有些神异之处,这和当时长安重译述、义理、讲说的风格是不同的。在跟随他修禅的人中,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有的弟子禅行不深,却说已得到了阿那含果位,佛陀跋陀罗也没有加以检责,导致流言四起。他自己也说些神异之言,传出去后被认为是“显异惑众”的。加上当时姚兴供养的三千僧众,热热闹闹,出入宫廷,而他则不参与,只务静修,这在僧官僧□和道恒看来是有违教团戒律的,两人要求他离开长安。他只得带着慧观等四十余人离去,心中充满遗恨,不是为己,而是为未尽弘法之愿,“恨怀抱未申,以为慨然耳”(《佛陀跋陀罗传》,《高僧传》卷二)。

        慧远听到这个消息,认为“贤之被摈,过由门人”(同上)。与他本人无关,于是便请他到庐山来,在庐山一年,他译出《达磨多罗禅经》二卷,此经介绍的是罽宾僧达磨多罗,尤其是佛大先的禅法。

        一年后,佛陀跋陀罗离开庐山,西至江陵,义熙九年(413),他来到建康,义熙十二年(416),他应法显之请,译出《摩诃僧祇律》四十卷,义熙十四年(418),他应邀与法业、慧严等百余人在道场寺开译《华严经》六十卷,至南朝刘宋永初二年(421)译完。在此之前,虽然有华严类经的一些单品译出,但首先展示其全貌的,是佛陀跋陀罗的这个译本,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有深远影响的,唐代的华严宗即以此经立宗。

        佛陀跋陀罗的译经总数,《出三藏记集》卷二记为十部,六十七卷,《高僧传》卷二记为一十五部,一百一十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