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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

南朝宋、齐、陈诸帝与佛教

       南朝第一个朝代刘宋王朝历八帝六十年,诸帝对佛教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宋武帝刘裕对佛教并不排斥,他在进攻长安的后秦政权时,曾要求僧人慧严同行。慧严曾从罗什受学,后来居住在建康东安寺。武帝与另一位僧人慧义的关系也很好,这一层关系的建立,据说是因为慧义曾听说过关于刘裕将受天命的预言,他把这个预言宣布了,刘裕听了自然十分高兴。由于慧义对于刘宋立国的贡献,车骑范泰专门为他修建了洹寺。不过武帝对于违纪的僧人,也是严加整肃的,他曾下《沙汰僧徒诏》,对不守法纪者“严其诛坐”。

       刘宋第三世皇帝文帝刘义隆的奉佛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自己本来是不信佛教的,但是看到前辈及当时的范泰、谢灵运、颜延之和宗炳等名流都敬信佛教,他深深感到佛教有助王化,必须加以重视,如果大家都能信服佛教,“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宋文帝集朝宰论佛教》,《广弘明集》卷一)因此他开始致力于阅读佛经,不久就很有心得了,前朝旧臣范泰称赞他“体达佛理,将究其致,远心遐期,研精入微”(《论沙门踞食表一》,《弘明集》卷十二)。文帝和慧严的交情也不错,两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武帝时的战争年代。他对竺道生非常敬重,对道生的顿悟义十分欣赏,曾敕道生的弟子道猷进京宣说顿悟义。他也与慧严情好尤密,又敕道渊居京师彭城寺,听任僧人慧琳参予政事,器重僧弼,常请他讲说。他对佛教也有过整肃行为,规定修造寺院佛像,必须申请报批,不得滥用物资。

       孝武帝刘骏对佛教总的说来也是扶持的,他刚即位时,就遣使征请寿春石涧寺沙门僧导进京,居中兴寺,敕僧导在瓦官寺讲《维摩经》,又敕道猷和法瑶到京师新安寺讨论顿悟和渐悟义,“使顿、渐二悟,义各有宗”(《法瑶传》,《高僧传》卷七)。他敕令迎请蜀僧道汪为中兴寺寺主,敕中兴寺僧道温为京城僧主,他对精于《大般涅槃经》的京师多宝寺僧静林也很尊敬。鉴于僧团内纲纪废驰,孝武帝也曾整肃沙门。

       萧齐王朝历七帝二十四年,十分短暂,但诸帝与佛教的关系也十分密切。齐高帝萧道成的即位,就和佛教方面的祥瑞相联系,沙门玄畅在四川岷山郡(今四川省茂县)的齐后山上建造齐兴寺,造寺之日,正是高帝即位之时。他在将要即位之前,曾到上定林山寻访沙门僧远,虽然僧远拒不会见,这也足以看出他对高僧的礼敬。继位的武帝在登基之初,就建立招提寺,延请僧众,沙门僧柔有幸每年都要收到征召之书。他与著名的神异禅僧宝志也有接触,曾以惑众的罪名把宝志软禁起来,但终于对他无可奈何。

       陈朝历五帝三十三年,承宋、齐、梁三朝的传统,陈朝也十分推崇佛教。武帝陈霸先曾诏令供奉佛牙,并召开四部无遮大会,在大会上,“高祖亲出阙前礼拜”(《高祖纪下》,《陈书》卷二)。他和梁武帝一样,也有舍身佛寺的行为,群臣请他还宫,向寺院施钱施物。先后继位的文帝、宣帝,还写有忏文,自称受戒弟子。文帝写有《妙法莲华经忏文》、《金光明忏文》、《大通方广忏文》、《虚空藏菩萨忏文》、《方等陀罗尼斋忏文》、《药师斋忏文》、《娑婆斋忏文》和《无碍会舍身忏文》等,宣帝写有《胜天王般若忏文》,他还注重僧律,要求国内新受戒的僧人,都要去听律学讲座,并令律僧昙瑗监督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