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及其佛学
与佛图澄的神异不同,道安在佛教史上是以译经家和理论家的形象出现的,他组织国家译场,总结翻译经验,整理所译经典,研究佛学理论,制定僧团戒律,对佛教的中国化进行了积极而又有益的探索。
道安(312-385),俗姓卫,常山(治所在今河北省正定县南)扶柳人,他的家庭是儒学世家,但他自己生于乱世,自幼父母双亡,由外姓兄长孔氏扶养,在人生的早年就遭逢百难。他七岁开始读儒书,十二岁出家(此据《高僧传》,也有记为十一岁、十三岁乃至十八岁出家者)。因为他面孔长得丑,肤色黑,虽有悟性,却不被师傅看重,而是被打发到田里做了三年农活,但他并未因此而懈怠,仍旧“执勤就劳,曾无怨色,笃性精进,斋戒无阙”(《道安传》,《高僧传》卷五)。他向师傅借来一部五千言的《辩意经》,晚上干完活交还时,就能全部背诵出来,后来他又借了一部万言的《成具光明经》,当晚归还时又能全部背出,这才引起师傅的注意。年满二十,道安受具足戒,并开始其游学生涯。
道安游学时,曾在后赵都城邺(今河南省安阳市北)见到佛图澄,深受佛图澄赏识,但佛图澄门下的其他僧人,则因道安外貌不佳而看不起他,佛图澄对大伙儿说,道安的学识是你们这些人谁也比不上的。道安在佛图澄讲经以后,经常加以复讲,解答大家的疑问,做这种事他感到非常轻松,大家不得不佩服他,说:“漆道人,惊四邻。”(同上)这个黑和尚真令人惊讶。
佛图澄死后的第二年,道安为避乱而来到濩泽(今山西省阳澄县西)山区,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他坚持读经,又向同样逃到这里来的一些僧人学习佛法,并写下了《阴持入经注》、《大道地经注》、《大十二门经注》等作品,后来又与同学竺法汰一起避难到飞龙山(今山西省浑源县西南),在此遇到他当沙弥时的好友僧光(一作僧先),两人在讨论佛理时,对以前两人都遵循的“格义”方法产生了分歧,道安这时已放弃了格义,他认为,“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同上)。这是道安学术风格的一大转变,而僧光却还是坚持老观点,不允许道安对先贤所创的格义有所非议。
约在东晋永和十年(354),道安从山东来到河北,在太行恒山(今河北省阜平县北)建造寺院,传教弘法,信徒多达几乎占河北人口的二分之一,有“中分河北”之说。升平元年(357),道安又回到河南的邺地,住受都寺,在此组织了数百人的僧团。这时石虎已经死了多年,后赵亦亡,邺地已是前燕的都城。升平四年(360),燕王慕容□死,内乱爆发,道安再次避难,先后到过邺城西北的牵口山、王屋(今山西省垣曲县东北)的女休山和陆浑(今河南省嵩县东北)一带,期间遭尽磨难,天灾人祸,一齐袭来,在陆浑,道安曾以木为食。兴宁二年(364),前燕慕容□派兵攻打河南,道安决定到襄阳去。
在往襄阳途中,行至新野(今河南省新野县)时,道安提出了佛教发展的两条措施,一是需要得到君王的支持,二是要依靠大家的弘传。鉴于第二点考虑,道安决定分张徒众到各地去传教,命竺法汰到扬州,法和到四川,他自己则率领慧远等人直奔襄阳(后来前秦攻打襄阳时,道安又第二次分张徒众,派慧远东下,而慧远则辗转到了庐山)。
约在东晋兴宁三年(365),道安到达襄阳,开始其历时十五年的襄阳时期,在此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中,道安的事业进入第一个高峰期。
道安在襄阳的活动包括:
与名士、官员交往。道安交往的名士如习凿齿、郗超等,官员如桓豁等。道安与习凿齿的关系尤善,习凿齿在道安接近襄阳时,就给道安写了封信,表达他对道安的敬佩之情和对佛法的理解。到襄阳后,道安拜访习凿齿,习凿齿自报家门,“四海习凿齿”。道安也自报,“弥天释道安”。一时成为名对。为了与南北朝时写过《二教论》的道安相区别,在佛教史上也称东晋的道安为“弥天道安”。
讲经注经。道安对般若学特别重视,他每年要讲两次《放光般若》,他还对《放光》和《光赞》进行了对比研究,首次向内地介绍《光赞般若》,至于经注,据《高僧传》载,道安在襄阳所做的经注有二十二卷,其中包含了对般若类经的注。
制定僧规。为了加强僧团管理,在戒律仍不完备的情况下,道安制定了一些僧人所守的戒律,这些戒律包括讲经说法时的仪式;日常的修行、饮食诸方面的规范;布萨(半月一次的诵戒集会)、差使(每年夏安居结束后请有德者指出他人罪过)、悔过(自悔其过)诸方面的仪式的规范。
制定经录。自安世高译经以来,所译经典缺乏一个系统的整理,道安第一次进行整理编目,并考证译者。有了这样的经录,后人的译事和撰述就有了根据。关于这部经录的名字,首见于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卷八,为《综理众经目录》。此录原本已佚,《出三藏记集》卷二至卷五是以此录为蓝本的,大致可以见其原貌。此录包括经、律、论录二百四十五部,四百五十七卷,失译经录一百三十四部,凉土异经录五十九部,七十九卷,关中异经录二十四部,二十四卷,古异经录九十二部,九十二卷,疑经录二十六部,三十卷,以及道安自己的著述二十四部,二十七卷,还有杂经志录,共收佛典六百三十九部,八百八十六卷。
道安的个人品德和学术成就,引起了前秦君王苻坚的注意,他曾遣使送给道安许多尊贵的佛像,一直想得到道安,以辅其政。前秦建元十四年(378)苻坚遣苻丕攻打襄阳,次年攻下,获道安,并送回长安,苻坚非常高兴地宣称,“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同上)。一人指道安,那半人指习凿齿,习凿齿腿有残疾,故苻坚戏称为半人。自此,道安开始了长安时期的生涯,直至去世。
在长安,道安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力量译经,长安的译事得到了苻坚政府的支持,所译经典,包含了大乘般若类经,比如补译了《大品般若经》,这就是《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五卷;也有小乘类经,包括阿含类和毗昙类;还有戒律类经,如《十诵比丘戒本》一卷、《比丘尼大戒》一卷和《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一卷。
道安总结了佛经汉译的经验,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五失本”是指五种改变或失去原经本来表达方式的情形:一是把原经中的倒装句改为汉语的表达习惯;二是把原本中质朴的表达方式加以修饰,以适应汉人好文饰的习惯;三是删除原本中繁杂重复的部分,使之简约;四是对于原本中总结全文的“义记”部分,因为与前文重复,可以不译;五是原本在讲完一事而另述一事时,常常先重述前事,再启下文,这段重述,也可以不译。“三不易”讲三种使译者很难表达佛经原意的情形:一是圣人造经,都是因时制宜,译文也应适应时势,但这很困难;二是译文应当适应人们的理解力,这也比较困难;三是经文离佛久远,理解力平平者要想准确地表达佛经的原意,也相当困难。有此三大困难,译经者应当谨慎从事。
道安在长安的前四年中,仍沿袭以往的习惯,每年讲两次《放光经》,后来逐渐参与政事,为苻坚当参谋,深得苻坚敬重。
道安的佛学思想,涉及戒定慧三方面,尤以慧学方面的般若性空思想最为突出。就其戒学思想而言,道安以戒学为戒定慧三学之首,他认为戒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如果行为不矜不庄,就已产生了伤戒之心,如此则难免不入三恶道中。在家和出家者都应以戒学为学佛之始,要坚定戒心,宁可持戒而死,不得犯戒而生。他还主张,戒学亦应该以慧学为理论基础,只有悟般若真谛,才能真正持戒。
就其定学而言,道安的早期思想中,由于受其师佛图澄的影响,他也十分重视禅学或定学,他主张,“定”有三层含义,禅义、等义和空义,此三义对治人生的贪、瞋、痴三毒。禅定的目的是要认识般若本体之无,“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安般注序》,《出三藏记集》卷六)。定学也是和慧学相联系的。
道安的慧学,包含大乘和小乘两个方面,其大乘慧学,即其般若学,在般若派中,道安是属于本无宗一派的。他非常推崇“般若”,他认为,“般若波罗蜜者,成无上正真道之根也”(《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所谓“正真之道”,也就是“如”、“法身”、“真际”。而所谓“如”,是指如同这个样子。什么样子?“本末等尔”,本体和现象如一不二的状态。所谓“法身”,指一,指常,指净。净也有“无”的含义,“有无均净”。以这个“净”为基础,才能持戒,行定,“于戒则无戒无犯,在定则无定无乱”(同上)。“真际”是指无为而无不为的本体,“真际者,无所著也,泊然不动,湛然玄齐,无为也,无不为也”(同上)。道安也把般若本体等同于“真如”、“法性”,在处理本体和现象的关系时,道安把“执寂御有”看作“有为之域”,反对从本体的空性来认识现象,而应“据真如,游法性”,直接体现本体之无,“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者,智度之奥室也”(《道行经序》,《出三藏记集》卷七)。这真是好无之谈。其实这个执寂御有正是道安早期禅学中的观点,这反映了道安思想的变化,同时也可以明显看出道安思想体系中的道家、玄学思想痕迹。
道安的小乘慧学,特别表现为对毗昙学的推崇,他认为毗昙之学无比宏富,无比深邃,“要道无行而不由,可不谓之富乎?至德无妙而不出,可不谓之邃乎?”(《阿毗昙序》,《出三藏记集》卷十)佛法要道无不从毗昙流出,一切妙德都从毗昙产生。
道安还统一了出家人的姓氏,以往僧人的姓氏,从西域来的,多以其国名为姓,天竺来的多姓竺,月支国来的多姓支,康居国来的多姓康,汉族僧人,或随师姓,或多姓竺。道安规定,出家人都姓“释”,这得到大家的认同,一直延续至今,这有利于增强僧团内部的凝聚力。
道安信仰弥勒净土,愿生兜率天,他常和弟子法遇等人“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道安传》,《高僧传》卷五)。关于弥勒信仰的经典,竺法护译有《弥勒成佛经》一卷、《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一卷。弥勒是被认为将来要接替释迦牟尼的未来的佛,住兜率天,兜率天在六欲天中。
道安于前秦建元二十一年(385)在长安五重寺圆寂,他一生著述颇丰(多收入《出三藏记集》中),弟子众多,以慧远为最著名。道安在中国佛教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影响亦为恒久。唐代僧人彦琮在其《辩正论》中对道安的评价,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说:“道安法师,独禀神慧,高振天才,领袖先贤,开通后学,修经录则法藏逾阐,理众仪则僧宝弥盛。世称印手菩萨,岂虚也哉?”(《彦琮传》,《续高僧传》卷二)